如果要我选，我也想9岁就能穿5000块的amiri卫衣，住月租1w5的岳阳路老洋房，在学校音乐班听fusion jazz，在摩登天空当鼓手演出，活在性别更加平等的世界里，同时期待着明天会更好。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自己选择的未来，或是在通往理想未来的某个阶段中的迂回、曲折与憧憬。只是当我戴上手套，尝试艰难搬动占据了盲道的共享单车时，总会想不起未来模糊的样子
这种困境不是怪罪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就可以的了，这种是结构性的困境和不公，苏敏的母亲和女儿也是深陷困境中难以挣脱。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，就家庭方面而言，男性与女性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，男性在家庭中没有承担一半的家务，承担的那一小小部分也诸如是逗小孩玩等相对愉快简单的，那些沉重而繁琐的仍然是母亲在做。他们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来做，做的时候也是随随便便做不好，而女性不会做的事情还得接受他们的训诫。苏敏的母亲接受了自古以来的规训，觉得女性就只能是这样活，晓雪这么依靠母亲带小孩，就是因为孙大勇根本就不细心不认真不去学不会带，也因为徐晓阳工作至上不去请假，在那个家庭中，男性角色对于自己本应同样承担的责任是缺位的。孙大勇退休了打乒乓球钓鱼都不操事家庭，苏敏都还有工作呢。在历经千年的父权结构中，从来都是如此，但并不对。这种结构也并不是苏敏出走就能改变的，而是社会上要整体改变，思想不再被禁锢，观念不再被规训，男性也是要行动的，否则对于每一个身处家庭中的女性而言突破的阻力都非常大。